从明朝崇祯到清朝顺治（公元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六一年）在中国内部先是发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，冲击明王朝的极端腐败的统治。

清军入关后，明末农民战争的余波未息，接着又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。因此，直到康熙上台的初期，在全国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“人逃田荒”、“所在萧条”的社会不景气状况。为了扭转这一局面，康熙在采取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快复和发展的措施。一、废除圈地令。公元一六六九年（康熙八年）清除拜后，康熙帝鉴于清初入关后推行的圈地令，维护了象拜一类守旧派的利益，加剧了阶级矛盾，不利于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，因此下令永远停止圈地，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。

到公元一六八五年（康熙二十四年）时，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“自后永不许圈”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，有利于自耕农民。二、实行更名田。也是在公元ー六六九年（康熙八年），康熙帝还指示户部停止将明朝废藩的荒熟田地“的量变价”而“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予原种之人，令其耕种”。这部分原属明朝藩王的田地，分布在直隶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甘肃八个省，面积有十六万六千八百多顷，超过了八旗圈占北京周围的土地面积并且多是肥沃的土地。

由于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，承认了农民对藩庄土地占有的合法化，使原来耕种藩地的大批佃农转化成自耕农，因此对恢复清初的农业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三、奖励垦荒。这是康熙恢复清初农业经济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。早在公元一六四九年（顺治六年）也就是康熙出生前五年，清初统治者为了使小农经济得到恢复，就宣布过新垦土地六年以内可以不向国家交税的规定。

到了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吴三桂开始叛乱的那一年，年轻的康熙帝进一步宣布“后各省开垦荒地”，业主可以耕种十年后再向国家交税。当时政府鼓励垦荒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：一种是用授给官职的办法，刺激有钱的地主们积极垦荒，凡“贡监生员民人垦地ニ十顷以上，试其文义通者，以县丞用，不能通者，以百总用。百顷以上，文义通顺者，以知县用，不能通晓者，以守备用。”

另一种是用放宽起科年限的办法鼓励垦荒。由于采取了上述奖励垦荒的措施，因此当时曾出现过湖广人民前往四川开以及河南、山东、直隶人民前往东北开垦的热潮。这说明康熙帝推行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难怪到公元一七ーニ年（康熙五十ー一年）时年近花甲的康煕帝曾沾沾自喜地说：“云南、费州、广西、四川等省，人民渐增，开垦无遗，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，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，尽皆耕种矣！

四、免钱粮。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，康熙还推行了驾兔地丁钱粮的政策。大致说来，这一政策是在公元一六八三年（康照二十二年）统一台湾后，便大力推行起来。他认为“欲使民生乐业、比屋丰盈，惟当己责租”。因此公元一六八七年（康照二十六年）他一次就“免江宁等七府、陕西全省线粮，合计六百万有余。”当户部有人觉得数字太大时，康熙却表示“六百余万未足为多也。”

此后，各省钱粮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免除。到公元一七O二年（熙四十ー年）时，康熙鉴于“云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等处，未得常邀恤”于是他发布谕旨说：“欲将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免”。有人曾对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的免钱粮数作过统计，说这期间康熙帝“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”，如果再把公元一七O八年（康熙四十七年）“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”统计在内，数字确实是很可观的。

当然，这种蠲免政策的实质，正如康熙帝本人所坦率承认的那样：“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，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。“然而这一政策的施行，对挽救小农经济的全面破产和复兴农业还是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