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中国以外的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，很早就存在了以中华、中国自诩的“文化认同”和“文明继承者”的思想。

不过，朝鲜只能算是以“小中华”自诩，因为朝鲜不敢僭越中国天子，才自称“小中华”(意为“中华第二”)而不自称“中国”;而日本很早就存在自诩“中华”的思想。大和国以中国自居，对日本群岛上尚未统治地区族群称为夷。

例如《大日本史》卷117，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（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）上表日主：“北狄虾夷，西戎隼俗，狼性易乱，野心难驯。往古已来，中国有圣则后服，朝堂有变则先叛”。这里藤原广嗣是第一个白纸黑字公开宣扬“日本即中国”的日本人。

《续日本纪》卷1：“通中国于是始矣”；卷4：“华夏载伫”；卷9：“是以圣王立制，亦务实边者，盖以安中国也”；卷37：“蛮夷猾夏，自古有之，非自干戈，何除民害”，等等。这里的“中国”、“华夏”、“华”等名，均为日本自称。

又如《集令解》卷28：“天子，祭祀所称。天皇，诏书所称。皇帝，华夷所称。陛下，上表所称。”《日本后纪》卷21：“其虾夷者，依请须移配中国，唯俘囚者，思量便宜，安置当土”，等等，都是日本僭称中国的例子。此类将日本自称为中国、华夏之事，不胜枚举。

日本在弘安之役后，就有了自称是神国的举动，还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。日本此时有了以自己为主的 “夷夏”观念，在内部文书中，甚至有把“唐国”称为“夷狄”的律令，并以朝鲜为“近藩”，唐为“远藩”。 再如《集令解》卷四：“除朝聘外，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”，将真正的中国人，列入“夷狄”，完全是篡改本意。由水户学哺育的尊王思想(尊王攘夷)产生了明治以后的国体思想以及皇国史观思想。日本认为中国发生华夷变态，幕府后期，尊王攘夷论者藤田东湖曾说：“神州自神州，西土自西土”，以日本为神州，中国为西土。

江户时代的学者山鹿素行更明言：日本方可称“真正之中国”。他所著《中朝事实》说：“人有华夷，……四夷不远千里之险，万倾之渺，归仰投化，……中华之文明，圣王之治教，天以授之，人以与之，实过化之极功也。”山鹿说的“华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朝”等等，在他的日本世界中心学说中，全是指的日本。《中朝事实》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，据说天皇裕仁专门研究过此书。

到了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明治维新之后，天皇下令国史局总裁：“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，明华夷内外之辨，以扶植天下之纲常”。 明治皇所说“华”，显然不是中国，而是日本自己。

甲午战争前后，日本进入西化的“脱亚入欧”时代，其御用文人不再僭称“中华”，而以蔑视中国取乐，称之为支那。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，公私文书不再称支那，改称中国。但诸如彭明敏、石原慎太郎等极右派领袖则仍然坚持用“支那”一词。

中国以外自称中华的不止日本，越南是另外一例。安南历朝历代自称“中华”、“中国” ，称他国为夷狄。《大越史记》记载：陈朝兴隆八年（1300），安南陈朝英宗传召说：“汝等坐视主辱，曾不为忧，身尝国耻，曾不为愧。为中国之将，侍立夷酋，而无忿心！”这是史书记载中，安南僭称中国之始。

越南趁唐末五代十国混乱之机，以边藩独立，统治阶层基本来自中国内地，长期具有“南北朝”的心态，也就是持“两个中国”态度。《大越史记本纪陈纪陈艺宗》：“帝尝曰：先朝立国，自有法度，不遵宋制，盖以南北各帝其国，不相袭也。”。

公元1076年（李朝仁宗太宁五年，宋朝神宗熙宁九年），李朝大将李常杰与宋军在如月江、富良江一带交战时，为鼓舞士气，假托神意，做诗一首，为《南国山河》，其中有这句：南国山河南帝居，截然定分在天书。

此诗在越南家喻户晓，被誉为越南历史上“第一个独立宣言”，很明显在心态上与中国南北对立。

在这种心态下，越南人有时会自我意识膨胀，自居正统，例如《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一》载1427年黎朝太祖谕天下曰：“贼在中国，民犹未定，于汝安乎？昔胡氏无道，贼因此而夺我国家”，明白表示自己是“中国”，而大明则是“贼”。

黎朝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，诏曰:“自古夷狄为患中国”;1479年征哀牢(老挝)，诏曰:“朕丕绳祖武，光御洪图，莅中夏，抚外夷”。 1517年，莫登庸上表黎昭宗：“三纲五常，扶植天地之栋干，奠安生民之柱石，国而无此，则中夏而夷狄”，这里“中夏”是大越，而不是明朝。清王朝统治中国后，越南阮朝认为自己也继承了中华文明，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。

但是，实力决定真理，日本北朝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之后，也接受大明成祖文皇帝册封，奉永乐正朔，向大明称臣纳贡，越南也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，在明朝宣德年间，受大明册封，称中土为“中国”、“华”，自居夷狄。

黎太祖上大明宣宗的谢表这么说的：“陛下圣神文武，兴灭继绝，……用辑宁于夷夏，大溥乾坤之量，……怀远人而安中国。”这里的华夏、中国，明明白白就是指明朝的中国。越南直到1885年被法国侵占，也一直为清朝的藩属国。“越南”这一国号也是嘉庆皇帝所定。

到了19世纪，安南阮世祖复国，心态依旧自大，自称“中国之于外夷，治以不治”、“先王经理天下，夏不杂夷，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。红毛人狡而诈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不可听其居留”。实际上，越南曾在柬埔寨、老挝等地模仿明清两朝搞越南版“改土归流”、“以夏变夷”，打算把柬埔寨郡县化，逼着老挝、缅甸等东南亚诸国朝贡。

由以上实例可见，在东亚传统汉文化圈内，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华夏”等名称有着魔法一般的政治文化感召力量。东亚各国争相自称“中华”的内在动力，决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来自武力征服或军事讹诈，仅仅靠文化感召力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