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业政策是颇具争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、又相悖的经济学研究体系。

一说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，相当于有独属于其特征和研究价值的“中观”经济学。那么相对应的，产业政策应该有其约束框架和作用边界，越界就会造成不同层面政策之间的溢出效应，形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尴尬（产业政策既不能代替宏观政策进行国策的调理与思考，也不能替换市场和企业家才能，而自己去作战）。

一说是上接（乃至包括部分）宏观，下犁（乃至囊括大部分）微观，魏巍广阔且深入。这一套理论集合及认知，极其操作思维范式，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，上为“产业结构”（新古典主义），认为绝大部分发展问题即为结构型问题，好的产业结构必将令产业比较优势转为产业竞争胜势，那么动这个“手术”的人，必然来自国家层面；下为“产业组织”，则更为强调细耕优产，认为不断进行的社会分工和技术推演，使产业间的界限总是越来越模糊，或者不停诞生新的细分市场，严格的产业结构将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强优组织（企业、集团）发挥的集经济效益（高效率、低成本）与社会效益（对人才类型的塑造、对市场的开创性）于一体的可以任由其在所谓产业间“游动”的优势。

两者相距甚大，无论是定义、思想、观察着力点、侧重维度等等，都大相径庭。

第三种类看法则是由在两者间各有所取的理论、假定和操作条件所构成。

总而言之，面对市场——这样一个“暗箱”，关于其内生因素与外部性的因果研究，更多的都是理论上的猜想，实务上的徒劳。争议之大，没有一家之言领先的现象。

而我个人则认为，关于产业政策体系化的认知尚不统一和完备，最大的问题在于：认真做实验的（思想准备）太少，大多是只看不做（流于学术），或一做就做的太投入、过度参与（执行问题）。没有几人敢真正把一个地区或一个产业当成“完整”的实验品去进行“充要”的实验，因为一旦执行产业政策后，就会因各种考量（担责任、短视、举绩、过度自信或缺乏信心等等）而扭曲执行行为，并匮乏观察、反省手段。因此，每每执行产业政策之始，即为不实“先验”的登场（认知有误），每每执行之过程，即为不实“手段”的介入（随意），而每每执行之末，即为不实“后验”的捕捉（片面）。

实际上，产业政策并非是一套自上而下的、由政府主导产业动向的经济学体系中的方法论，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场广泛的交互和博弈。直白地讲，产业政策过度，即为政府职能发挥过度，政府规模扩张过度，政府认知偏执；产业政策无为，即为政府职能思考的无为，政府规模的紧致，政府认知的另一类偏执；产业政策适中，即为政府职能的刚性，政府规模的适当，政府认知的守正。

换句话更通俗地理解：把政府作为众多产业中的一种，把政府职能作为诸多社会生产、调度、分工、流通环节中的一环，把政府认知作为一个国家依据其禀赋特性而进行循序、交替、反复发展的一个结合组成部分，那么过度发挥政府作用，就相当于使政府与其他产业的总和效益受到溢出效应的侵蚀；过于看重市场而看轻政府作用，亦是如此；适中的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，就会带来更大的成效。

所以，明确政府职能、规模、认知结构的边界，尤为重要，且应成为研究产业政策的指导先验之一。

没有将此类问题搞懂，而专门研究产业政策的，缘木求鱼。

同时，制定、实施、总结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整个过程，要有实验的思想准备、实验配套手段的介入、合理归因后验的程式，否则永远是在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“暗箱”，何来解释的信服？